贵州去年45万农村人口易地搬迁 建成562个安置点

中国农民网
石河子8月23日讯为进一步推进新疆石河子公路管理局各族干部职工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学习,深入发声、持续亮剑,向“三股势力”和“两面人”宣战,8月22日,新疆石河子公路管理局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基层党政负责人开展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学习发声亮剑推进会。欧洲杯赔率 1石河子公路管理局开展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发声亮剑推进会现场
会议再次学习了《致维吾尔族同胞的觉醒书》,并传达了8月20日上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系统召开的深入推进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学习发声亮剑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增强“四个意识”,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该局党委书记、组织人事科、安全监督保卫科负责人及基层党政领导共7名党员领导干部代表依次作出发声亮剑交流发言,纷纷表示要以吾布力卡斯木·买吐逊为榜样,敢于发声亮剑,坚决同干部职工队伍中的“两面人”作斗争,旗帜鲜明地与“三股势力”作斗争,坚决捍卫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会上要求,全局各族干部职工一定要知行合一、强化落实,把发声亮剑活动引向深入,深入推进严守政治纪律和反分裂斗争纪律、深入推进转变作风,确保发声亮剑活动持续开展,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义无反顾的意志,敢打必胜的决心,持续深入的开展好发声亮剑活动,坚决打好“三场硬仗”、打赢“一场人民战争”,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欧洲杯赔率 2石河子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赵勇作发声亮剑表态发言
据了解,该局党委坚决响应自治区党委号召,组织局机关、分局和收费站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发声亮剑活动,集聚了强大的正能量。该局结合“两学一做”、“学转促”以及党建主题月活动,于6月12日,率先以党委书记讲党课的形式,安排部署第一轮发声亮剑活动;同时局机关4名党员干部代表带头发表了发声亮剑署名文章,而后各族干部职工纷纷响应,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发表和转载优秀“发声亮剑”文章,同时,该局先后组织党员干部、基层职工群众学习宣讲12场次,受教育人数达812人次;开展集体发声亮剑宣誓活动19场,参与人数达652余人次,已有62名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职工公开发声亮剑,形成了声讨揭批“三股势力”的强大声势。
会后,该局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坚决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永远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宗教极端、反对暴力恐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10月9日讯 今天是田家人进城的第292天。

“公司+农户”模式的创造者———广东温氏集团自4年前落户璧山以来,已带动发展了1000户养鸡大户,仅去年,这些大户靠养鸡轻松赚了1800万元。
温氏集团与农民的合作方式是:农户只需为每只鸡苗交纳5元定金,就可从公司赊购鸡苗、饲料、药物等生产资料,并免费获得防疫、管理等技术指导服务,鸡长大后,公司还负责为其销售,每公斤只收取0.1元代销费。等鸡全部销售后,双方再进行总结算,多退少补。
这种模式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农民养鸡的前期投入,解决了养鸡户的技术难题和销售难题;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在基地建设、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企业实行低成本扩张。
2001年,该集团在我市璧山县建立分公司,积极推广了这一模式。截至去年,该公司在璧山已带动发展1000户养鸡合作户,共出栏肉鸡1100万只,养鸡户从中共获得纯利1800万元。
福禄镇和平村三社村民方中美,原来就是镇里有名的养鸡大户,规模最大时,其年出栏肉鸡数量有3000多只。2001年,方中美成为温氏集团重庆公司的合作户后,规模迅速扩大,去年其肉鸡出栏数量已达到5万余只。
方中美说,养鸡规模之所以能迅速扩大,一方面在于节省了财力、人力投资,以前养鸡,买鸡苗、饲料、防疫、销售都是自己一手操办,不仅投入大,劳动强度也大,跟公司合作后,不仅由公司垫付了大量资金,购买鸡苗、饲料和销售肉鸡等环节也交给了公司,自己轻松了不少,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喂鸡。另一方面在于降低了风险,以前自己搞防疫,技术不专业,肉鸡的上市率不到90%,有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后,其上市率已达到97%以上。最重要的是,与公司合作后,有了企业包销,养再多的鸡都不怕。
方中美算了笔账,以前自己养鸡,平均每只鸡给他带来的利润只有1.7元,去年,平均每只鸡带给他的利润达到了2.9元。这一年,他光靠养鸡一项就获得纯利14万多元。

欧洲杯赔率,2016年12月22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洒雨镇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举家搬进了县城的新居。一辆电动三轮车就装下了全部家当,田家的儿子田迪回忆,“几样锅碗瓢盆,两张小桌子,还有就是铺盖卷了”。

欧洲杯赔率 3

搬家时虽已入冬,田家人却都觉得心里“火热火热的”。新生活早已做好准备迎接他们,脚下这条4.5米宽的平整公路,两年前还是条蜿蜒狭窄的“泥巴路”,进趟县城得走上近4个小时,而今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新生活还包括县城里的新房子、四个蘑菇种植大棚,“都不用花钱”。

2016年,贵州易地扶贫搬迁首战告捷,对45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建成562个安置点,劳动力培训9万余人次,户均实现就业1.54人。

田家人正是这45万人中的一分子。安龙县2016年正式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涉及八千余户、三万多名搬迁群众;而在“十三五”期间,贵州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共涉及162.5万人。一位当地干部称,这是贵州省“史上最大的迁移活动”。

“挪穷窝,奔富路”,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计划规划处处长徐元刚说,贵州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和重中之重,“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

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2016年秋天,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时,田家第一批报了名。

田家的儿子田迪今年25岁,家里的房子岁数比他还大。山里打下来的石头砌墙,土窑烧出来的瓦片搭顶,山间飘来一朵云,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没有玻璃,窗上钉着稀疏的木片,一枚灯泡孤零零地对抗满屋子的黑暗。这些年好歹换上了木头门,田迪小的时候,门都是竹条编的。

搬迁之前,家里挣钱的营生只有种地。五六亩薄田瘦地种上水稻和玉米,逢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能挣下两千来块钱。要是赶上干旱、冰雹,粮食可能还不够自家吃。

田迪的父亲田应荣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自认为是个思维开阔有远见的人,说话喜用成语,“大山里山高水远、山穷水尽”,“我们长年累月搞原始生产,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头之日”。

去年秋天,当乡镇干部告诉他,可以不花钱就在县城分到新房时,田应荣心里活泛了。等他坐着乡镇的大巴车到新房参观一圈回来,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

拿定主意的还有同村另一家贫困户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岁了,耳朵有点背。他幼时家贫,来到洒雨镇当了个不掏彩礼钱的上门女婿,先后两任妻子共给他生了两儿一女,女儿右脚有点残疾。穆天明农闲时打打零工,还有些帮厨的手艺,但一年到头还是要欠下许多债。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几乎没有家具,穆天明佝偻着往屋中间的小凳上一坐,几乎要在阴影中消失掉了。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里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后,道路的尽头,再无可走之路。穆天明决定响应搬迁,是被儿子的一句话刺激了。去年,正在贵州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后绝不在这里住了,自行车都骑不进来。”

搬迁后的实惠

临近搬迁,田应荣却生出几分不舍。老屋虽简陋,却是他一石一瓦盖起来的。田应荣记得,盖房时还没有通车,石头要靠马拉轱辘车,从山上一车一车运下来。他去县上买钢筋,扛到家来回走了7个多小时,肩膀都磨烂了。

故土难离,是安龙县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干部们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说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听说要开搬迁动员会就找借口开溜。”安龙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刘兴安告诉记者,上了岁数的人尤其不愿意搬迁,“毕竟是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为了做动员工作,干部们到符合搬迁条件的农户家中反复做工作,一位干部进山时赶上下雨,车轮打滑,差点翻车。干部看着山路一侧陡峭的悬崖,开玩笑说,这要是掉下去,不是车祸,是空难。

周林刚以前是洒雨镇扶贫工作站站长,他总结的经验是,“你拿他劝不动,就拿他孩子劝”,“你愿意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也想孩子一辈子跟你一样?”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干部们心里明白,除了故土难离,老百姓们更为忧虑的是,搬进城以后,做啥营生?现在好歹还有几亩薄田地可以糊口,进了城,买根葱都要钱,钱从哪里找?

刘兴安总是随身揣着一本小册子,《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册》,薄薄20页,“全是干货”。从搬迁补助、就业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进城后的就医、保险,应有尽有。

安龙县的许多干部们拿着这本小册子,向自己对应的贫困户详细宣讲,希望能让他们心里的石头落地。担心买不起新房子的,告诉他们,房款由国家买单;担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诺一户至少保证一人就业;担心没人养老的,告知会参加社会保险,还有其他多项保障政策;想创业做生意的,有无息贷款和启动资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个乡镇的大巴车载着贫困户来县城考察,先去安置点,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楼,再去产业园区,看看已经搬出来的贫困户如何赚钱,再坐公交车参观县城,看看学校、医院、超市,最后坐下来开会讲政策,一趟下来,很多本不愿搬迁的贫困户改了主意。

当然,还有想要搬迁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刘兴安介绍,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搬迁。省里制定了详细的搬迁对象识别办法,对搬迁对象所处的区域条件、家庭个体条件都有严格规定,进行筛选后,还要经过组内评议、公示等11个环节和程序,才能正式登记为搬迁农户。

没想到搬进绿色小镇

搬家之前,田应荣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在县城新区,未来几年就将会是主城区,安置区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绿色小镇。配套的草地、路灯等一应俱全,挨着就有学校、幼儿园、超市、医院、产业园区等,曾经的忧虑打消了,田应荣马上抽签选了房子。按照规则,一楼分给腿脚不利索的,其他楼层抽签决定,穆天明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住进了一楼。田应荣抽到了六楼,虽是顶楼,他也挺高兴,“六好,六六大顺”。

黔西南州明确:所有搬迁全部搬到县城,或跨区域搬到产业更集中的兴义市或义龙新区,方便搬迁群众有工打、有业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稳得住。2016年建设的33个安置点,全部建成城镇区,按照“绿色小镇”的标准进行,主导产业、特色街区、主题广场、文化展馆、商旅市场、众创平台等“十个一”同步配置,每个安置区都有着不同的风光风情风物、绿色特色景区、生产生活生态、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

安龙县的安置区就是这样的绿色小镇,这让从小生活在穷山沟里的田应荣很满意。他没想到,搬迁让他获得了更大的实惠。按照规定,贫困户进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0㎡。

田家没掏一分钱就住进了县城的安置小区。干部给他算过一笔账,总计10多万的购房款,有中央给的钱,有省里给的钱,还有他们以后拆掉老房子的钱等等,田应荣听着有点糊涂,“总之就是不用花钱”。

儿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给记者算下来。根据国家政策,每人有2万块钱的建房补助、1.5万的旧房拆除奖励,一家四口一共是14万,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万,算下来他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住进了新房。

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规划处徐元刚说,建设安置点的费用均由省统贷统还,不给基层政府增加压力。

乔迁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来了。两个年轻人终于可以结婚了。他们买了沙发和双人床,桌上铺了大红花桌布,把新居像城里人一样拾掇起来。但是,阳台花盆里种的青菜还是出卖了他们,和平时出入不爱关门、喜欢围坐在街边唠嗑的邻居们一样,他们还保留着浓浓的山里人气息。

但他们的下一代离城里人更近了一点。九龙小区安置点不远处就是安龙县的教育园区,县城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集中在那里,根据县里的政策,搬迁农户的子女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入学。穆天明右脚残疾的女儿,就已经在家门口的高中就读了。

“保姆式服务”

最多的时候,周林刚一天要接打100个电话。他是洒雨镇驻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联络员,全县各镇都有这样一名联络员,他们的工作是负责各镇搬迁农户进城以后的“一切琐事”。

周林刚以前做过扶贫站站长,熟悉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只要是洒雨镇的,你把名字报给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况。”

现在的周林刚觉得自己更像搬迁农户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电了找我,两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处理各种琐事,停水了联系水利部门,停电了联系电力部门,要找工作的协调相关企业,真吵架了还得上门劝架。

有个搬迁农户半夜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家电表被偷了,他赶过去一看,原来是欠费停电了。连县委书记都接到过十几通类似琐事的电话,不论大小都要耐心帮忙解决。

周林刚理解搬迁农户,第一次进城居住,总有个适应的过程,他耐心地教搬迁农户们,出门要锁门、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丢到垃圾桶里、超市结账要排队。每个搬迁农户都有他的电话,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可以找到他。

他乐于提供这种“保姆式服务”,周林刚说,他小时候,家里是寨子里最穷的三五户之一,父母坚持送他们兄弟几个读书,“现在反过来了,是寨子里最好的三五户人家之一了”。

他会给贫困户讲自己的故事,“那时没有这么好的政策,读书没有贷款,创业也没有奖励”,他希望搬迁农户们能珍惜当下的机遇。

总有人“扶不起来”,洒雨镇的一个搬迁农户,非缠着周林刚给他评低保,说自己的包保人是个局长,“谁也没权随便给你家评低保,是有程序的对不对?”周林刚劈头盖脸把对方一顿说,“你才41岁,正年富力强,有胳膊有腿,现在就想着吃低保,将来呢?你孩子怎么办?靠低保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对方被他批评得不言语了,再也没说过低保的事儿。

刘兴安说,有人进了城,又不肯劳动,总想着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们给一个搬迁农户联系了工作,对方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资低,干部两次去家中探视,都上午10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睡大觉。

当地流传一个段子,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享受的优惠政策多,比如搬进了县城、住进了新房、子女优先入学、就医有绿色通道、政府帮找工作……一个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愿望》时写下,我的愿望是当一个移民搬迁户……

说起这些,刘兴安有些无奈,他说,很多公共资源,城镇居民之前已经享受过了,现在让贫困户享受,无论从国家战略大局考虑,还是从公平角度考虑,都无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于“养懒汉”,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力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应荣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在大棚里侍弄蘑菇。田家四个大棚,每个大棚约600平米,内置8排铁架,每个架子有7层,共有6万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远看像一个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点点冒出来的香菇。整个棚里弥散着温热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钱,组织蘑菇大棚里的农户去东北、浙江学习技术,在浙江庆元的一家食用菌协会,田迪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多花样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炖烤,应有尽有。

他把学来的技术应用到自家大棚里,根据温度、湿度的变化,决定是否掀起遮阳布、打开喷水器。这个大学体育专业的小伙子,还学会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级。

最大的驱动力就是赚钱。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资搭建,购入菌棒的费用由政府补贴一半,另一半是无息贷款。一根菌棒4元购入,几茬蘑菇卖完,每根菌棒算下来就能赚1.5到2元,他家四个大棚就能赚十多万,比起之前在家种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娇嫩,水少了不行,温度高了不行,太阳晒着了也不行。田家人干得来劲,在大棚旁边搭了小帐篷,白天顾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会儿。大约每三个小时,他们就要进棚采摘一次,耽误了最佳采摘时间,蘑菇伞面下方会开裂,品质下降,“就从三块五一斤变成一块钱一斤了”。

周林刚说,没搬迁出来之前,个别农民比较懒,“没事做的时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还和人打架”,搬出来都忙着赚钱了,“你问问他们还喝酒不?”田应荣嘿嘿地笑了。

安龙县委宣传部部长谭宏介绍,黔西南州气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湿度较高”,适宜发展食用菌产业。他们因地制宜,从全国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业,将产业发展和扶贫搬迁工作相结合,引导搬迁农户到食用菌大棚里就业,帮助搬迁农户脱贫致富。

一项更具雄心的“中国蘑菇小镇”项目也在推进,去年11月,安龙县政府与黔西南州福建商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中国蘑菇小镇”,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以食用菌种植为第一产业,食用菌加工生产为第二产业,围绕蘑菇小镇发展为第三产业。

谭宏说,随着蘑菇小镇的建设与建成,会为搬迁农户提供更多的安置、就业与培训机会。

除了食用菌产业,安龙县还与多家企业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为搬迁农户提供就业机会,目前已经提供了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据测算,到2018年,就业岗位可超过2万个,超额完成一户一就业的目标。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真正被激发

38岁的布依族人韦孔昌,在安龙县九龙小区开了个物业公司。政府鼓励搬迁农户的自主创业行为,根据有关政策,为他的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启动资金提供贴息贷款,扶贫干部还帮曾经不懂汉语的他给公司取了名字——贵韵。

一年前,没读过书的韦孔昌还只会说布依族话;如今,他的汉语已经说得有模有样了。几个月时间,他的物业公司陆续接下了三个小区,还发展了工程队、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队等,吸纳了几十个搬迁贫困户就业。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长王尧忠说,全州2016年搬迁14553户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迁群众实现了一户一人以上就近就业,这些目标说明了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规划。包括他在内,14户菇农成立了“安龙县感恩种养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田迪本人担任理事长。县扶贫办支持他们,为合作社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还给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

田迪计划,由合作社对接农户与收购公司。等到社员多了,他们会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赢得更多收入。未来,合作社还可以联系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动开拓市场,不再由政府“扶着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相关文章